重阳之际，菊花盛开。赏菊、簪菊、饮菊酒，是我国古代重阳节重要的民俗之一。我国唐代的“重阳诗”几乎有一半都提及菊花。在诗人眼中，菊花是公认的“重阳之花”。
我国是菊花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栽培菊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礼记》中，就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的记载。菊花不仅姿容美丽、品性高雅，还具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作为草药和补品，菊花在我国至少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中，还将菊花列为百药上品，认为服用菊花可以延年益寿。先秦诗人屈原也曾“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又称“重九”，有“九九相重，宜于长久”的美好寓意。不过，九九相重的同时，也意味着“阳极生变”。重阳节后，天气转冷，阴气即盛，由盈而亏，多病灾。为祛病消灾，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插茱萸、饮菊花酒等辟邪节俗，将茱萸称为“辟邪翁”、菊花称为“延寿客”。
在我国历代诗人中，陶渊明堪称“菊花的形象代言人”。生于东晋乱世的陶渊明，是一位非常有哲思、对人生有反省的诗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以他的思想和人格，为菊花赋予了高洁的品性和灵魂。“陶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与传统的重阳节文化相融合，ban后世诗人影响深远。
唐代诗人王勃曾写过一首《九日》诗：“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唐代诗人崔国辅也写过一首《九日》诗：“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九日陶家虽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在唐代诗人眼中，“陶酒”、“陶菊”都是高雅、脱俗、旷达的象征。
“今日陶家野兴偏，东篱黄菊映秋田。浮云暝鸟飞将尽，始打青山新月前。”唐代诗人钱起的这首《九日田舍》，是其为数不多的一首佳作。“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漫说陶潜篱下醉，何曾得见此风流。”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九日登高》一诗中，所发出的另一种人生感慨。
唐代诗人孟浩然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品读孟浩然当年写的这首“重阳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依然能感受到他恬淡、亲切、愉悦的心情。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担任池州刺史时写的一首“重阳诗”。官场的人际复杂、杂务烦冗，令诗人心情很郁闷。重阳节这一天，他和朋友们带上美酒，登上了池州城东的齐山。江南的水光山色、秋高气爽;登高远眺，令诗人心旷神怡，心情豁然开朗，还兴致勃勃地折了盛放的菊花插在发髻上。当年，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簪菊”。
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一年重阳节参加了朋友的宴饮，在酒席上写了一首《重阳席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全诗以花喻人，把白色的菊花比作是参加“歌舞席”的老人，和黄色的菊花“少年”一起载歌载舞。
白居易对“陶菊”内涵理解至深且有独到体会，每逢重阳节总有很多感慨。他在《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一诗中写道：“霜逢旧鬓三分白，露菊新花一半黄。惆怅东篱不同醉，陶家明日是重阳。”晚年的白居易闲居洛阳，重阳节很少参加宴饮了，他写了一首《闰九月九日独饮》：“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诗人的内心深处，与陶渊明悠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更多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