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澜初起,陈俊愉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有一次三天三夜连续折磨。他的一个重要罪状就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
其实,当时几乎人人要背的毛泽东的著名诗词《卜算子·咏梅》不是高度赞扬梅花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官方的权威解释,词中的“梅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象征,表现了面对国际“帝修反”等反华势力大合唱的滚滚寒流中,中国共产党人像梅花一样凌霜傲雪,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革命高潮的到来,表现了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种“过度阐释”中,对梅花的解读如此不同,果如罗兰·巴特所言:文本一旦产生,“作者已死”,丧失了对自己“文本”的解释权,只能任读者随心所欲地解读。对“梅花”的不同解读,说明至少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过度阐释”很大程度也是受“权力”掌控的,或者说,阐释者往往是势利的,深知谁的“梅花”该怎样“阐释”。
陈俊愉是大学教授,是当时要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有此遭遇,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为奇。而正在上海育才中学上学的初中生何榕森,也因等分十二角被“过度阐释”未能逃过此劫。
“文革”时正上初中的何榕森对几何颇有兴趣,有一次看“样板戏”时见剧中国民党军帽上的帽徽图案像是平分的“十二角星”,便一直琢磨如何能平分十二角。后来拿出纸笔,在课桌上画起来。不料,一位同学发现他用蓝圆珠笔在白纸上画十二角星,便拿去交给老师说:“何榕森在画国民党党徽。”初中学生互相检举揭发,也是当时的惯例。
政治老师拿到学生检举的“证据”不敢私自处理,于是上交给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校长也不敢私自决定,于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又把“会议案”上呈公检法军管小组。何榕森先在学校被批斗,又被公检法军管小组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一个未成年的初中生就这样被判刑,被押送到安徽某某劳改农场与成年罪犯们一起“劳改”。
儿子被判刑劳改,母亲痛不欲生,哭哭啼啼到劳改农场看望儿子,又哭哭啼啼回到上海,就此卧床不起,不久病逝。何榕森在劳改农场服刑满七年后被留场就业,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后,才被遣送回原籍上海报进户口就业,在一家鞋店工作。不久因肝癌病逝。直到亲人在龙华殡仪馆开追悼会时,区法院的法官和育才中学老师赶来送上花圈,并宣布“何榕森同学无罪”,予以平反(何桐森:“画国军帽徽被判入狱”,《世纪》,2006年第2期)。
在学术上,对“阐释”有没有边界,“过度阐释”是否合理,一直有激烈争论,这种争论无疑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过度阐释”本身或有其重要意义。但应当牢记的是,如果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过度阐释”可能会给“阐释对象”或曰“被阐释者”带来巨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