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植物园的发展历史较短，但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同步的。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个植物园，是英国人1871年在香港建立的香港动植物公园。第一个由中国人建设的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园是创建于1929年的南京中山植物园。到1949年，中国共建立了13个植物园。
中国植物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是1955年~1960年，这一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全国植物园数量由13个增加到34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的发展，也迎来了植物园发展的第二个高峰，1980年～2000年，中国的植物园数量由70个猛增到138个，并且在中国科学院，以及城建、林业、医药、农业、高校等系统和部门都有分布，在此期间，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
2013年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园联盟（CUBG）。
到2016年，中国已建成195个植物园。这些植物园约有25%属于“经典类型”的植物园，即有植物引种记录，并同时注重物种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资源利用。
195个植物园保育四成珍稀濒危植物
目前中国195个植物园共建有1285个植物专类园，在这些专类园区共迁地栽培的中国乡土高等植物约有288科、2911属、22104种（含种下等级），分别占中国本土高等植物总科数的91%、总属数的86%、总种数的60%。其中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引种保育的数量达到14800种（含部分种以下单位），是中国目前迁地保育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园。至2015年，中国的植物园和树木园已经成功引种保存了中国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85%（约270种)，保育了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全部6459种的40%，还开展了154种植物的野外成功回归。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在三峡工程前后，系统开展了库区受影响的疏花水柏枝（Myricaria laxiflora （Franch.） P. Y. Zhang & Y. J. Zhang）等82种珍稀植物的异地回归；深圳仙湖植物园结合扶贫工作在广西成功开展了德保苏铁（Cycas debaoensis Y.C.Zhong et C.J.Chen）的回归；华南植物园系统开展了报春苣苔（Primulina tabacum Hance）等28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的回归并总结出了一套回归模式；昆明植物园成功开展了麻栗坡兜兰（Paphiopedilum malipoense S. C.Chen & Z. H. Tsi）等6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回归。此外，中国有约10个植物园建立了数字植物园或植物管理信息系统，还建立了集植物种子库、DNA库、化学资源库、离体资源库和活体植物资源圃为一体的综合保育体系，实现了从基因-化学资源-组织-器官-个体-群体的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保育。
开发1514个新品种
中国植物园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包括植物分类学、保护生物学、资源植物学、园林园艺学、植物生态学、全球变化生物学、环境教育、植物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恢复生态学等，年发表SCI论文约800篇，数量和影响因子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其中，西双版纳植物园和华南植物园分别发现了植物界避免自交的花柱卷曲性Flexistyly新机制和花粉滑动的自花授粉机制并发表在《自然》上。
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中国的植物园共开发了1514个新品种，其中502个获得国家授权。另开发了751种经济植物和284种功能植物。其中武汉植物园培育了一系列猕猴桃新品种，并推广到国际上。在新品种培育过程中，武汉植物园还建立了植物资源收集保育（resource）、科学研究（research）及持续利用（resolution）的3R开发利用经济植物的模式。
每年开展科普活动近千场
中国的植物园是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每年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近1000场次，近3年游客数量达1.5亿。
中国的植物园是开放的系统，近些年加强了与国际植物园界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种子、科学和人才方面的交流，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此，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在华南植物园设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的秘书处也设在中国。目前，中国植物园界正努力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战略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齐心协力，争取做出更大的贡献。
‘位于广西黄连山自然保护区的德保苏铁陆续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