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座古老而雄浑的城市———“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他，因地处古洛水之阳（北）而得名，有“天下之中”之称，是中国、中州、中土、中原、华夏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崤函帝宅，河洛王国”，他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城，历时四千年，更替十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他便是洛阳，也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两度荣获“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五次折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她，是一朵雍容而婀娜的花———“倾国姿容别，多开富贵家”，说的是她；“倾城惟侍笑，要裂几多缯”，讲的是她；“并香幽蕙死，此艳美人憎”，指的还是她。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她就是牡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花中之王”都是她的美称。 相传，唐代武则天寒冬设宴赏花，令百花绽放，唯牡丹不从，从长安贬至洛阳。岂知迁洛后竟吐蕊怒放。武后闻知，命火烧牡丹。牡丹枝干烧焦，次年却依旧叶荣花发。 武后贬花的故事，难求真伪，但武周皇帝的专横，却成就了一座城与一朵花的千年姻缘。 一朵花见证着一座城的兴衰，一座城折射出一朵花的盛败，洛阳携牡丹，国色照帝都，城因花增色，花因城荣光 一般来说，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 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开元盛世”年间，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牡丹，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宋单父也被时人尊称为最早的牡丹花师。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刘禹锡《赏牡丹》中“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栽培牡丹的盛况。这一时期，牡丹不但花色品种繁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酉阳杂俎》中有印证：“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更多，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宋代洛阳牡丹的栽培管理，在择地、栽植、浇灌、施肥、修剪、防虫害、防霜冻以及嫁接、育种等栽培技术方面，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 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洛阳名园的毁夷，至南宋时，四川天彭牡丹继起，有小洛阳之盛。从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中所列60多个品种看，大都是从洛阳引进的。 明代，盛极一时的安徽亳州牡丹也有许多是从洛阳引进的老品种。 清代，曹州牡丹取亳州牡丹而代之，洛阳牡丹又直接或间接地和曹州牡丹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足见洛阳牡丹的传播和影响。 一朵花见证着一座城的兴衰，一座城折射出一朵花的盛败，洛阳牡丹，牡丹洛阳，相伴相随，生生不息！难怪北宋学者李格非叹曰：“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 国运昌盛，盛世兴花，洛阳牡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洛阳市奏响再塑牡丹品牌的“三部曲”，让洛阳牡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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